分享 – 部份救生艇上的香港人心聲

@前言

 自2019年秋季開始,不少香港朋友對身處的環境感到窒息,開始有離開的念頭,頭幾個月只是找黃先生探路攞資料。2020年初形勢持續惡化,條件比較好的,經過EE打分,在加拿大讀書工作加分就可以移民,這批先知先覺的不少在2020.09已經帶同家人來加拿大開學。2020.11 Hong Kong Pathway揭開面紗,這批朋友得到意外驚喜,再不需要打分,2021年底畢業,2022年初已經申請Stream A移民,2022年夏天或之前應該全家獲批,可喜可賀。

2020.06.30黨安法在香港實施,催化更多香港朋友,包括專業人士覺得此地不宜久留,加入來加拿大重回校園的行列。當他們計劃2021.01開學時,仍然未知道Hong Kong Pathway的來臨,當然,同樣得到意外驚喜,可喜可賀。

2021整年,香港政治氣候繼續惡化,包括棄法律不顧,向傳媒開刀,強行消滅專業人士團體等等,成功製造白色恐怖。不少有抱負、有良知的專業人士不想向政權下跪,無奈參與擇木而棲的行列。

經過一年多與香港人交流,黃先生有以下故事與大家分享。以下人物全部以化名第一身表述,不存在影射成份,讀者不必要對號入座。

@社福界的Mary

 「我是資深註冊社工,社運期間出於義務,希望可以扮演橋樑角色,化解前線執法人員與市民的不必要衝突,開始時都獲得應得的尊重,但形勢急速惡化,中胡椒噴霧和TG由當初的錯愕變成慣常,無奈之餘,出於使命感仍然無法抽身自處。

有部份站得較前的同行更被針對,中棍和無理拘留的頻頻發生。此時我仍然可以頂得順,反正我的正職需要照顧市民,已經忙得不可開交。

我決定離開的爆發點,是當初用胡椒噴霧招呼我的政權要我宣誓效忠,點頂?!」

@傳媒界的John

 「我是在蘋果日報工作多年的記者,由2019社運開始,警察對我們的態度極速急轉下降,已完全失去第四權,沒有監察政府的力量,當其他傳媒淪為政府喉舌,我老闆企硬,最終身陷囹圄,多年心血於2021.06毀於一旦,特區政府也懶理全球譴責,向黨表忠。

我是讀傳理出身,大學學到的東西再也不能在香港發揮,也不甘心為生活而妥協,淪為加入維穩行列。所謂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與幾個志同道合的舊同事決定一起來加拿大闖一闖,拿了三年工簽,開始在加拿大工作。」

@教育界的Jason

 「我在大學擔任教授數十年,也為中學通識科編寫教材,通識教育目的是訓練積極批判思考,但如今只有一言堂,學術自由蕩然無存,通識科也快被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取代,說穿了我感覺是愛黨教育,天天行升旗禮,唱黨歌。

為了糊口,即使與我多年來堅信的價值觀背道而馳,我照樣可以按照指引修改教程,但我不只是打工仔,我的教師身份提醒我,假如就範,寫一些連自己都不相信的教材,遲早人格分裂。

最重要的是我也有個兒子,我要對他公平,讓他知道父親失去的,仍然可以在加拿大追求,所以不介意作為開荒牛,一家人離開香港。」

@大學生Tom

 「我係2020理大畢業生,親身經歷2019校園被踐踏,當時我是在讀生,只是身處校園,但一樣被政權無理對待。因為我證明到自己是在讀生,所以被記名後獲放行,沒有被拘捕,但被口頭警告,帶有侮辱和恐嚇性的,說隨時會上門拘捕。

再回想2019年社會運動期間,政權的態度是不介意犧牲我們這一代的大學畢業生,政府和中資機構不會錄用。我已被記名,之後一直感到不安,再加上政府不斷在社會上製造白色恐怖,不論是維護尊嚴或事業發展,都不能接受肉隨砧板上的感覺。事業上我只是剛起步,還在摸索當中,與其留在香港被針對,倒不如去加拿大開荒,反正與師兄師姐相比,我放棄的是微不足道,加拿大見!」

@醫護界的Doris

 「我們醫護人員的宗旨是有救無類,不分政治立場,社運期間接觸到很多被殘忍對待的傷者,雖然不認識他們,但避免不了眼泛淚光。隨著社運持續,執法人員的態度急劇變兇暴,置病人基本權益不顧,有意無意侮辱我們的專業。

2019年底,武肺在大陸開始爆發,當時特區政府沒有任何特別措施防止病毒蔓延至香港,我們的醫療體系不勝負荷。出於愛港,業界向政府提出諫言要求封關,卻被視為反政府,當時熱心出頭的師兄師姐先後惹上官非,醫管局還說要秋後算帳,又話紀律處分,又話扣人工。

其實疫情初期,政府沒有提供足夠PPE,我們要自費在市面與市民搶購,其間卻遇到人性善良的一面,有不少市民捐出有限的防護物資給我們,與醫管局漠視我們是天堂與地獄的分別。

我們的訓練是以服務市民為本,與警隊一樣,初級警員OT接近十萬月薪,我們有返工冇放工,不少同事甚至中招,才發現他們維護的是政權所以被高度重視,而我們維護的只是不被重視的市民,真的無奈。

經過同事共同探討,我們在香港的專業資格,可經過加拿大各省的護士學院認證程序,最終取得當地執業資格,加拿大here I come。」

@法律界的Raymond

 「我是香港的執業律師,一直都在普通法下學習和成長,以維護正義為己任,社會運動期間出於使命感提供半義務法律支援給為爭取公義而被捕的香港市民,多為年輕人,不少更是大學生。

在48小時保釋限期中,警方諸多刁難,當事人被扣留在哪個警署,本可以輕易告知,但卻要我自己尋找。就算找到了,也被不禮貌對待,最令我氣憤的是,部份當事人肢體有瘀傷,應該是受到了不人道的對待,投訴也因為上級庇護而無補於事,這種由上至下有系統的歪風,我入行以來從未見過,除了無奈,剩下的仍是無奈。

黨安法實施後,一貫的遊戲規則更被徹底廢掉,當事人被無限期扣留,等待應訊。作為律師,我們一向尊重法官的判斷,這是基於對司法制度的無條件信任,但下班後我只是普通市民,對一些判決真是不可理解,這是2019前完全不會發生的。

眼見不少資歷很高的同業,例如湯渣,親政府後彷如另一個人,歪理連篇,指鹿為馬。同時間,伸張公義的例如鐵頭何等人卻身陷囹圄。再看看現屆垃圾會的法律界代表,只是政權的傳音筒,在維護政府的預設立場廢話講盡,與自己的專業背道而馳。

我可以選擇沉默,但知道在新的環境下工作將會事倍功半,於是決定前往加拿大讀LLM,之後找師傅實習,拿回執業資格。我完全明白要投資未來的三幾年才可以重操故業,但這短暫苦楚是完全值得的,總比留在香港,可預見的被要求學大陸法,甚至重新考紅牌為化算。」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